编者按

迈克尔·S·格雷科教授是美国著名诉讼律师，在商事诉讼领域已执业四十余载，曾连续多年被选入“美国最佳律师”“新英格兰超级律师”“美国律师名人录”等专业荣誉名录。他先后担任过马萨诸塞州律师协会主席和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在推进人权和公平正义、维护世界法律秩序方面的工作获得了很多奖项和表彰。

2018年4月20日，由抱住传媒策划，迈克尔·S·格雷科教授在深圳的抱住传媒演播室接受了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满运龙教授的采访，就他本人的法律职业生涯、他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对于法律社会职能的看法等三个主题进行了探讨。现将访谈实录奉上，以期对年轻法律人尤其是年轻律师的成长有所帮助。

“美国人民尊重法院的判决并且他们可以确定法院并未受到不正当的影响”

满运龙教授：的确重要。律师经常会遇到利益冲突的情形，有时候会觉得需要作出抉择，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坚守诚信。这很重要。

我想我们已经谈到了律师在社会中的作用。坚守诚信是法律职业的一项重要使命。我知道美国的传统是，法律职业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法官和律师，对不对？我们已经谈过了律师的职责，也简单谈到了法官的行为准则，他们是紧密联系的。我知道您从业多年，德高望重，是律师协会的领军人物，并且和众多担任政治和司法要职的法律巨匠共事过。

就像您刚刚简单提到关于帮助一个STL同学拜访金斯伯格大法官的故事，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而且非常有趣的故事。您可以再和我们讲讲金斯伯格大法官吗？我知道你们是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您也提到了，她在中国非常著名，尤其是被年轻女性奉为楷模。而且，现在最高法院有三位大法官是女性。您认识其中的两位，还是三位都认识？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关于她们的故事？中国的律师尤其是女律师，可能都会从中得到鼓舞。

格雷科教授：现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有三位是女性，有金斯伯格、Sonia Sotomayor和Elena Kagan。我们互相都认识。金斯伯格大法官真的是一位我们所知悉的最了不起的法官。作为美国律师协会的主席，我曾邀请她与Theodore Sorensen作为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律职业的理想主义复兴委员会的联合主席，Theodore Sorensen是肯尼迪总统的特别顾问。我创立这个委员会的原因是为年轻律师创立一个类似“和平使团”性质的组织，我们创立的这个组织将比Theodore Sorensen为肯尼迪总统设立的那个更好。金斯伯格大法官在她律师执业的那十五年期间，勇敢地代理民权案件、女性平权案件且在美国最高法院代理了六个案件。后来她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再后来成为法官。金斯伯格大法官和Theodore Sorensen以杰出的方式领导了理想主义复兴委员会。他们以及委员会中非常受人尊重的成员们有相当的影响力去号召律师事务所、政府机构、公司法务部门等机构让年轻律师和所有律师投身于有大量需求的公共服务和公益案件代理。委员会的成功归因于金斯伯格大法官和她的名望，也归因于Theodore Sorensen及他在美国受到的尊重。这些名人中还包括了委员会中其他令人钦佩的成员。

满运龙教授：是的。如果可能的话，您是否能够根据您印象中这些大法官的性格为我们描述一下，就如同是我们与他们进行了交谈一样？比如，与斯卡利亚（Scalia）大法官讨论可能就会和与Kagan大法官等人的有所区别。当然不是那些对话本身，我指的不是具体的内容，因为可能涉及保密信息，而是从对话当中您所能感知到他们都是具有怎样人格的人。中国律师通常都从阅读中获知了许多关于这些大法官的故事、性格、背景和他们的司法观念。但是我想，可能有关他们私人角度的一些信息也将十分有趣。

格雷科教授：好的，让我从金斯伯格大法官开始讲起。她总是十分为他人着想。她会自愿把时间花在学生和年轻律师身上。当时我和国际法学院的学生去参观她的法官办公室，在拜访日的前一天有一场我本人十分想听的最高法院法庭辩论，我也想让国际法学院的学生们来听一听。我记得我打电话给金斯伯格大法官提到我马上要来华盛顿特区，问道我和国际法学院的一个学生是否可以旁听一场国际刑法案件的法庭辩论。她表示没有问题，我们都是她的客人，可以旁听庭审，我和我的学生都能过来。但是，波士顿下起了一场暴雪导致机场关闭，我无法乘坐飞机前往华盛顿特区去旁听最高法院的庭审。所以我打电话到美国律协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请一位在美国律协工作的年轻律师带国际法学院的这位学生去旁听法庭辩论。最终他们去听了这场辩论，辩论过程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