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olution”被译成一个生造的词——“内卷”，其好处是避免了同词异义的麻烦，但也有因为字面意思的不清晰而导致可能的误解。然而，当一种误解被广泛接受后，这个概念也能起到描述或解释某类现象的效果，如公权力“内卷”就大体如此。

“内卷”概念发展的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involution”这个词的最初含义表达了一个系统内部的某种运转状态，如“回旋”“包卷”“复杂”“错乱”等。这种状态的描述较多地用于自然现象，也有用于社会现象，以表达某种内部的“变化”。这种变化更多地呈现为某种“量”的增加，或者某种结构的不断“重复”。就其后来概念的发展来看，这种基本的含义大体上没有丧失。

第二个阶段，当“involution”概念用来表达社会现象时，其最初的学术化要归功于文化人类学家。首先是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发现文化“模式”对进一步变化的限制。一旦“模式”获得了某种刚性，就为其内部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限制或框架，不是没有变化，而是这些变化只是有限要素的有限变化，或者说是某种“统一性内部的多样性”或“单调的鉴赏性”。比如说，毛利人的装饰艺术，看上去很精美，但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这种精美就是某“要素”或“形式”的精细化的重复。也就是说，艺术的基本形态达到了极限，结构特征得到了固定，创造的源泉枯竭了，其变化形态就是内部的精细化，致力于技术性的细节。戈登威泽尽管对“involution”这个概念进行了发挥，但并没有偏离它的原义。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则扩展了它的运用领域，他在从事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农业项目跨学科研究时，发现爪哇岛的农业生产模式没有像外岛一样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而是稳定地停留在劳动力密集型状态，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水稻生产中，“由于能够稳定地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导致明显的人均收入的下降，至少是间接地吸收了西方人进入以后所产生的几乎所有多余人口”，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被格尔茨称为“农业内卷化”。这种扩展的运用在较大程度上保留“involution”基本含义的同时，开始出现了某种“用意”的偏离。文化“模式”在这里转换成生产“方式”，而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才可称为某种“evolution（演化）”。当然，格尔茨只是在描述的意义上运用这个概念，而且强调所谓“农业内卷化”也并非排除“农业发展”，但这种发展只是某种“模式”内的发展。这样，“内卷”就不只是运用于劳动密集型农业，也可运用于资本密集型农业。

第三个阶段，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运用某种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他说这是家庭农场的生存理性，而不是资本农场的利润理性，“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多，这种劳动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方”，这种解释开始了对“内卷”概念的更大偏离。首先，正如刘世定、邱泽奇所指出的，格尔茨强调的是“资本和土地被锁定的条件下，劳动力的持续投入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过程，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在精细化过程中，由于耕作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变化，同样可以出现边际生产率方向的变化。也就是说，“农业内卷化”并非如黄宗智所说的“无发展的增长”。黄宗智误用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发展”概念的狭隘理解上。不过，将“内卷”概念引入华人学术界，黄宗智发挥了主要作用。

第四阶段，“内卷”概念用于政治领域，应主要归于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国华北地区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关系时提出了“政权内卷化”概念，意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其实就是国家权力在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因其掠夺性的加剧，导致传统的“保护型经纪”即传统乡村精英退出基层政权，而旧有的“营利型经纪”即“土豪劣绅”则取而代之。杜赞奇在扩展“内卷”概念应用领域的同时，进一步将其含义狭隘化了。如果不是“营利型经纪”模式，而仍然是“保护型经纪”模式，而且不断地“精细化”这种模式，那也是一种“内卷”，而且是更接近原义的“内卷”。杜赞奇如此运用之后，产生了一个“价值性”的后果，那就是“内卷”概念越来越具有“贬义性”，尤其是运用于政治领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