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日，格雷科教授（右三）和满运龙教授（右一）参加美国律师协会年会，与几位协会负责人合影。 抱柱传媒供图

编者按

迈克尔·S·格雷科教授是美国著名诉讼律师，在商事诉讼领域已执业四十余载，曾连续多年被选入“美国最佳律师”“新英格兰超级律师”“美国律师名人录”等专业荣誉名录。他先后担任过马萨诸塞州律师协会主席和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在推进人权和公平正义、维护世界法律秩序方面的工作获得了很多奖项和表彰。

2018年4月20日，由抱住传媒策划，迈克尔·S·格雷科教授在深圳的抱住传媒演播室接受了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满运龙教授的采访，就他本人的法律职业生涯、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对于法律社会职能的看法等三个主题进行了探讨。现将访谈录奉上，以期对年轻法律人尤其是年轻律师的成长有所帮助。

“我想对STL学生说，我也希望你们能成为一名有良心的律师”

满运龙教授：非常感谢，这真的是法治的精髓。我们在深圳，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进行这场对话本身就极为有意义。您和中国的关系其实是有渊源的，您是否愿意分享一下您和中国、中国律师以及中国学生的经历？

格雷科教授：好的，我尽力而为。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6年11月，当时我刚刚卸任马萨诸塞州律师协会主席，美国有一个叫“人人国际”（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的组织想邀请一些行业从业者出国交流。他们给我打电话问：“你想不想带领一些美国律师访问俄罗斯、中国或者其他你想去的国家？”当时，我已经去过两次俄罗斯了，所以我说我想去中国，包括西藏、香港，最终行程也涵盖了这些地方。行程一共是22天，包括法官、律师、家属一共有30人，目的是法律行业交流。我们从北京开始，行程中，在每个去过的城市都有会议。在北京，我们去了北大、北大法学院，并见了一些教授。我得知了中国1986年时有多少律师，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我问了一位教授：“能不能告诉我中国有多少律师？”他说：“应该是有500左右的法律工作者。”我当时心里琢磨到底是5000还是50万，我又问了一次：“是500？”他说：“是，就是500。”而现在，中国有36万名律师。想一下，仅仅32年时间，中国律师数量从500名增长到了36万名。美国的法律职业起源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1776年。因此，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只有32年的历史，而美国已经有几个世纪了。我在此想说明，像公共服务、法律援助、行业自治这些法律传统在中国还十分年轻，就像一个婴儿一样。而在美国有很多像我这样的资深从业律师或法官，已经为此奉献了很长时间。

回到我在1986年对中国的首次行程，我从对北京、上海、广州与成都的访问中受益匪浅，还从成都飞到了西藏拉萨、西安以及很多其他城市。作为那个代表团的负责人，我真的很喜欢在中国碰到的人以及中国的自然风光。因此，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后面一次来中国就已经是2005年，我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时，当时我来中国是为了和中国司法部讨论一些法律问题，这离我第一次来中国已经过去20年了。

再后来对中国的访问就到了2012年。那一年，我被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STL)的创院院长、深研院副院长雷蒙（Jeffrey Lehman）邀请到国际法学院授课。在那次会议之前，我和他从未见面。我在2012年去了国际法学院两次，上半年6月份做了一次讲座，下半年则在那里上了六周的课。因此，从2012年起，我在国际法学院已经讲了数年的课了。另外在您的推荐下，我也到中国政法大学授课。

我非常喜欢在这里教书。来中国的每次旅行我都非常喜欢。我喜欢这些勤奋、有礼貌且非常聪明的学生。我在国际法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讲授国际刑法方面的课程，这门课程涉及世界各地政府和其他团体，如反叛团体、恐怖主义团体所实施的暴行；以及各国际特别法庭尤其是常设国际刑事法院所审理的四项罪行。

我在美国律师协会主席任期届满后，又担任了协会人权中心的主席，还是美国律师协会的一个为期六年、旨在帮助国际刑事法院改善其运营的项目主席。我每年教授的国际刑事司法课程涉及种族灭绝的暴行。在南斯拉夫政府瓦解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非洲国家发生了这种情况。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侵略罪都是二战后在纽伦堡和东京由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审理。这就是我所教课程的大概内容。

除此之外，我也在课后与学生们谈论一些职业道德问题，还有一些学生希望得到我的意见和建议，我很乐于这样做。但我始终谨记，作为来自美国的人，我是中国的客人，我的目的是分享我的经验，分享有关普通法、大陆法以及国际刑事司法、仲裁、调解等方面的知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几位学生请我推荐他们申请欧洲与美国的法学硕士项目，比如说哈佛法学院的LLM项目。目前，有三名正在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攻读LLM学位，他们都做得很好，做了很棒的工作。